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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@海纳百川gl 之邀，南阳卧龙冈碑刻鉴伪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石刻碑之历史（二）（#引起注意或注释处使用括号）有记载成都武侯祠在上世纪70年代，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拓摹于河南南阳武侯祠，精雕复刻后（没有岳飞跋文）嵌在二门内两侧墙壁。原来南阳人传说襄阳拓《出师表》是成都所为。歧山五丈原武侯祠刻石为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歧山县令胡鸿宾重修诸葛亮武侯祠时勒成的。碑共四十方，每方横60、纵55厘米。 正文之前刻有朱元璋的御书，岳飞自跋之后，依次刻着左宗棠、袁保恒、方玉润、胡鸿宾照人的题跋。跋语记载，同治年间，袁保恒仆人买得流传于商肆的岳飞书出师表墨本，后归于袁（左、方二人都是从袁氏离所见到的）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袁氏在西安将所得墨本刻之于石。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歧山县令胡鸿宾重修五丈原 诸葛武侯祠时，取袁刻拓本重新上石，嵌于献殿内壁上。陕西咸阳三原县城关镇东大街中段的城隍庙内，被誉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岳飞书《出师表》碑石之一，墨迹曾在民间几经辗转，被项城人袁世凯叔父袁保恒在陕西巡查军务时发现并收藏，后交著名工匠樊登云精心镌刻流传至今。此石碑撰文、书法、镌刻者皆属当代名人 ，故被誉为“三绝”碑），现该碑文存于三原县博物馆中。大荔李寅堂刻石，早已不知去向。长安段仲嘉的刻本为“缩刻本”。所谓缩刻本即是以胡刻好蓝本的，刻于庚申年，即民国九年（1920），其后刻有段氏跋语：“岳忠武书前后出师表，以铜山杨氏刻本为佳，胡鸿宾歧山本次之。……”说明杨氏刻石和胡氏刻石在当时诸刻中影响是比较大的。河南汤阴岳飞书《出师表》刻石，也出现得较晚。 在西安，袁保恒于光绪元年将所获岳飞书《出师表》墨本摹勒于石，他在跋语中说：“道光咸丰间（1821-1861）余五过汤阴，必瞻拜岳忠武遗像，最后得见手书《出师表》，疑为伪作，以有诸前辈跋，必费善之而不敢非也。”可见袁保恒在咸丰年间第五次去汤阴时见到的还是手书，尚未有刻石。浙江杭州西湖岳飞墓左右碑廊中的《出师表》刻石是根据汤阴拓片翻刻的，其勒石时代毫无疑问是应该晚于咸丰年间的。四川的三处岳飞书《出师表》石刻，见于清嘉庆时修纂的《四川通志》，根据刻石、印钤情况看，是根据它地拓本翻刻的。时代也比较晚。最后再说南阳武侯祠的岳飞书《出师表》，同样是晚清翻刻的。刻石后有光绪二年(1876年）任恺的跋语。任氏跋语曰：“岳少保书出师二表，曩见其折本，……度是碑必在南阳地。岁丁卯（1867年），来宰是邑，谒侯祠，寻碑不可得。时勤延访，知碑在江南之彭城。会壬申（1872年），典守宛南，复加物邑，于今甫得之。书法之健拔雄伟，尤见忠武郁勃之气流露于笔端。夫以少保之勋业，固与武侯先后辉映。……谨命匠人摹勒于石，籍以点缀草庐云尔。光绪二年宁夏任恺谨识。”这段话中的“江南之彭城”，就是指歧山袁、胡二氏跋语中的铜山。徐州，清为江南布政司，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升州为府，改置彭城县为铜山县，但不少人仍习称铜山县为彭城。任氏对南阳刻石勒石的时代交待是清楚的。1959年成立河南省南阳市博物馆时在武侯祠建《出师表》廊坊一处，对观众开放。以上都是关于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及碑刻相关的记载。从中可见：1、除了南阳武侯祠自攥，没有其他记载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写自于卧龙冈武侯祠。2、南阳卧龙冈武侯祠中的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碑刻不是最早的碑刻。3、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跋文在最早发现手书时根本就没有提及。4、南阳武侯祠中撰写关于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的经历和跋文毫无历史依据。敬请等待下一辑：南阳卧龙冈碑刻鉴伪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石刻碑之真伪